衡阳杂技

 　杂技，何时流入衡阳无考。民国时期，称为“耍把戏”。农村所见的主要是魔术、耍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定名为杂技。1959-1976年，衡阳城北区组建民艺魔术杂技团，有演员12人，在北区大众游艺场演出。
　　衡阳市杂技团创建于1979年，由最初一根扁担两只木箱的“一家班”，发展到今天拥有衡阳市杂技艺术学校、海口椰城杂技团、东来羽毛球馆等10多个经济实体和120多名演职员工，固定资产达2000万元；成为全国仅两家获得“全国文化先进集体”的杂技团之一，连续4年被评为湖南省好剧团；他们演出的《大雁腾飞》、《六塔顶碗》、《蹬技》等节目在国内外频频获奖，深受观众好评。　　
　　上世纪60年代末，怀揣四代祖传魔术“绝技”的袁孝廉下放回到家乡衡南县泉溪镇石岭村。尽管日子过得举步维艰，被人监视，但他始终没有泯灭对艺术的追求，仍带着全家人偷偷练功，逢年过节，就地表演几个节目为乡亲们助兴。渐渐地，他以家庭成员为主，拉起了一支小小的杂技队，时常扛着简陋的道具行装出入乡村。一块布隔成两个世界，男的住外边，女的住里面，“流浪、流浪”──是他们的生活写照。
　　然而，这些举动当时被看成“不务正业”。有一年春节，一些人准备批斗“高级外流分子”袁孝廉，并抬着他家的一铺床“兑现”。袁孝廉闻讯后，带着全家脚踩西瓜皮──开溜。当他们乘坐的船驶到衡南县近尾洲水电站工地时，忽闻岸边响起一阵辟哩叭啦的鞭炮声，原来是当地的民工看到他们“耍把戏”来了，正在燃放爆竹欢迎他们上岸演出。
　　搭台演戏、杀猪宰羊、好烟好酒招待，“高级外流分子”一下子变成了受人尊敬的“贵宾”。这使身处逆境的袁孝廉深有感慨：人民需要艺术，艺术离不开人民。失去的艺术价值和人生价值又重新找了回来，他由此获得了一股神奇的力量。他对演员的要求更严了，屋檐下、晒谷坪、海岛边、军舰上，均成了他们的“练功场所”，那怕摔个鼻青脸肿、手脚骨折也不足为奇。当年只有6岁的袁衡西，凌晨起来练“金鸡倒立”，要撒尿也不敢下来，结果憋不住，尿水和着汗水倒流了一身。一次，14岁的袁玲正冒着严寒表演“高空顶碗”。突然，一阵剧烈的腹痛使她全身失去平衡，从4米多的高处跌落下来，手掌撑在打碎的瓷片上，鲜血直淌。只见她咬紧牙关，艰难从地上爬起，登上桌子重新顶碗、倒立，直到把节目演完……艰苦的锤炼，培养了演员们坚毅的意志。正是这种意志，他们无论是在荒漠的山野，还是在繁华的都市，都能保持良好的演技。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们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流浪生活。然而，由于体制是民营，没有拨款，也没有资格参加比赛，困难重重。民营剧团的优势在哪里？今后的出路在哪里？有一年在南岳衡山开庙会，剧场都安排给了大剧团。他们只好到忠烈祠的前坪演出，既不搭台，又不卖票，只在每张进山的门票上加5分钱，结果大剧团没有一家不亏本，而他们却纯赚25000多元。
　　袁孝廉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从市场经济海洋中赚取了“第一桶金”。
　　
　　冲出湖南走向全国
　　袁孝廉按照“从远到近、再从近到远、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思路，首先来了个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。在周边县市城乡演出一些时日后，“袁家班”的羽毛日渐丰满了。袁孝廉招来了十几个农村杂技爱好者，扩大队伍后，决定回衡南来个汇报演出。1980年冬天，他们的演出没一个当官的来看，全是机关的家属和小孩，演出一开始，现场巴掌连天，把整个大礼堂都闹翻了，观众告诉那些当官的：袁孝廉不是“坏家伙”，是“真功夫”。从此，他们在本地站稳了脚跟。经过几年打拼，他们决定冲出湖南，走向全国。
　　他们首先来到“山水甲天下”的桂林。剧场经理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这群演员和几只寒酸的木箱，提出只演五场，但必须先交足场租。袁孝廉将心一横，从演员身上凑足450元交上。出乎意料，场场爆满。经理见状，要留他们再加演一个星期，袁孝廉却委婉地谢绝了。他们把目标放在大中型厂矿俱乐部，整整一个月的演出，场场引起轰动。一位湖南籍厂长以特有的热情，派专车把他们送到阳朔参观游览。紧接着，他们直插云南，征战贵州。在边防前线上的营地，在大海的军舰上，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不管白天黑夜，还是室内室外，演出极少间断。一年后他们满载而归，一算账，纯赚六万多元。
　　路子越走越宽，极大地刺激了袁孝廉的“野心”。1987年秋，他把队伍拉到了大上海。这天，上海“大世界”中心舞台聚光灯下，一小伙子走上台来，当他头顶七、八条长凳时，观众还不以为然；长凳加至10多条时，观众开始为他捏一把汗了；当23条长凳宛若一只展翅的大雁，稳立在演员头上时，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一个小小杂技团顿时“征服”了大上海。《新民晚报》以“造型奇特，民族风格──雁城杂技使者在申江亮相”进行了报道。就这样，他们奔赴中南、西南、华东、华南等25个城市217个县城，在厂矿、乡村、学校、边防哨所演出2600余场。一次演出结束后，南斯拉夫电视台一位记者跑上台来，一边拉着演员们合影，一边用不连贯的中国话说：“你们演得太妙了！”袁孝廉由此想到，什么时候能出国演出，那才叫“妙”呢。